日本是地震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国家之一，积累了丰富的灾后恢复重建经验。7月底8月初，我省26名干部赴日培训，受益匪浅——
本报记者 李伟
虽然过了10多天，提起在日本的5天经历，松潘县县长何强仍觉得印象深刻。“启发确实很大。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把日本的灾后恢复重建经验和松潘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
7月24日，何强与阿坝、成都、广元、德阳、绵阳、雅安6个市(州)和北川、汶川、青川等重灾县(市)以及省建设厅负责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25名党政领导干部飞赴北京，在进行为期3天的集中培训后，前往日本东京、大阪、神户等地考察灾后重建经验，并探访日本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
这是我省地震后第一个干部专题培训班，也是地震后第一个出国学习培训的专题班。两个第一，注定了这个培训班不同寻常的分量。在日期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亲自出席“激励四川地震灾后重建招待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显然，灾后恢复重建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更高水平的建设，更高起点的发展。全省灾后恢复重建全面启动之际，学习借鉴国内外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的成功经验，科学规划、科学重建尤为重要。
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培训班，在日本学到了什么，对我省灾后恢复重建有什么启发？记者走近这群学员。自下而上的重建规划
雷建新，北川县副县长。汶川地震中，北川县城几近被夷为平地，需要异地重建。“从某种程度上说，规划决定着未来北川发展的方向，我想重点了解他们规划情况。”临行前，雷建新说。
然而，让雷建新吃惊的是，日本中央政府并不制定灾后重建规划。县一级(相当于我国省级)的重建规划是自下而上制定的。新县重建规划是先由灾区8个市町村各自制定，在此基础上制定县重建规划。规划中涉及中央扶持政策的相关内容，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请，协商决定。
“由于国情不同，这种以地方为主体、自下而上的规划体系与我们的有所区别，但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尊重群众意见上。”雷建新说。
有几个细节引起雷建新特别的注意。如新县为实现“以受灾群众心愿为基础的复兴”理念，一家一户地调查受灾群众的情况，分别开出重建或救助“处方”。神户市在重新修订街区规划时，设置了由市民组成的街区规划建设协商会，政府派规划专业机构指导，先由协商会提出规划提案，市政府据此制定街区改造规划。
小金县县长泽仁达瓦把这种规划称为“民主化”的重建规划。“政府在功能和建设中充分尊重居民的意见，由居民充分建言献策提供决策参考和重建蓝图，这样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在此基础上形成重建规划为民众所认同和接受，为下一步工作实施确定了群众基础。”泽仁达瓦说。
由于需要综合收集、考虑方方面面的意见，在日本不少县、市，制定重建规划需要较长的时间。神户市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后，政府迅速拿出了一个复兴规划，但立即遭到市民反对而不得不放弃，更多地吸收市民的意见。新县长冈市在地震发生10个月后才出台了《长冈市复兴计划》。
灾后重建规划中提出的目标，也主要是方向性的，指标性目标很少。新县地震全毁、大部分损毁、半毁住房共计16910户，而规划的恢复重建时间是两年。实际上为彻底完善灾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住房重建又延长了半年。在学员们现场参观的过程中，新县计划中的很多项目还在实施中。
“计划必须严谨，又要讲科学、讲实际，不能盲目和冒进，这样重建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才能真正体现出来。”雷建新说。
在日本各地的重建规划中，有一项引起绵竹市副市长郭永福的特别关注。“震灾给人民带来巨大心理创伤，特别是老人和儿童。在日本遇到突发性的灾害危机事件，一般最先赶到现场的除了消防人员、新闻记者，还有心理咨询人员。在灾后还展开多项针对受灾群众的精神救助活动。灾后心理重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因此，应该切实开展灾后心理创伤恢复工作”。政府到底该做些什么
到底哪些该政府做，哪些不该政府做？前往日本之前，都江堰市副市长张兵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张兵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搭建的过渡性安置房有一处地方漏雨，群众坐等政府派人维修。等候时间稍长，意见还很大。“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但这本是一个小事情，自己动动手就可以解决，为什么一定要等政府呢？”张兵不解。
类似事情不少学员都曾遇到。由于地方政府和群众对灾后重建缺乏必要经验，少数群众甚至基层干部存在“等、靠、要”思想。“政府肯定要管，但管些什么？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是99件事情都做得非常好，有一件出了偏差，群众就不会满意。”一位学员说。
“受灾群众是灾后重建主体，政府的职责是为受灾群众自立创造良好环境。”日本之行，让张兵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这既是日本灾后重建的重要理念，也是主体责任明确的重建机制。私有财产的损失主要由个人承担，政府给予少额补助。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重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加强服务，放宽限制，为受灾群众生产生活的重建提供比灾前更好的条件。同时教育和激励人们树立信心，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灾后重建工作成功与否标志之一，就是看我们调动群众积极性程度如何。”张兵说。
安居，对灾后恢复重建来说，是第一位的事情。日本推行自助、公助、互助相结合的住房重建机制。私有住房因灾受损，主要由个人负责修复或重建。1998年制定的《受灾者生活重建法》，对受灾者住房和生活重建予以补助。住房受损程度分为全毁、半毁、部分损坏三个等级，政府的补助额最高为300万日元，大致相当于一般住宅建设费的10%-15%。此外，政府还通过扩大灾区公营住宅(财政补贴的廉租房)和公团住宅(面向中等收入家庭的零利润租赁房)的建设规模、降低公营住宅租金、提供贴息贷款、延长贷款还款期限等，支持受灾群众自建住房。
在我省灾后恢复重建中，也有非常成功的类似做法。“在青川这样的山区，大面积修建集中管理的板房有一定难度。省上的政策是农户自己搭建，每户给2000元的补助，群众积极性非常高。”青川县委副书记李中书说。
雅安市副市长谭向红认为，日本的这种做法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灾区群众是农村永久性住房恢复重建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我们就应该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比如，在用地选址上，在房屋规划设计上，在抗震设防施工过程中，都要尊重他们的意愿。这次地震灾害，城镇居民住房除倒塌和严重受损不能居住的外，绝大部分属于中度或一般受损范围，应尽快出台技术鉴定及加固维修补助政策，引导和鼓励城镇居民对不需要调整城市规划的受损房屋，尽快启动加固维修。”谭向红说。
政府不包办，在广元市副市长王占良看来，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现在的环境与当时唐山大地震时恢复重建有很大的差别。对能进行市场运作的，要尽可能进行市场运作。有限的财政资金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他说。走什么样的重建之路
学习培训中，新县的变化给学员的印象特别深刻。仅仅4年时间，一个融城镇、河川、梯田、高山为一体共同发展的新泻县展现出来，民众的生活比灾前更有活力、更安心、更富裕。
事实上，新县地震发生后，一些原本经济落后的山村遭到毁灭性破坏，当时也有放弃村庄、迁往城市的想法，但大部分人决心重建家园。
现在，我省不少灾区县市面临着和当初新县一样的选择。“理县80%的群众居住在高半山。5·12地震，高半山是受灾最重的地方，80%的农房倒塌，道路、电力、饮水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大量土地灭失。”理县县长刘云健说。何去何从？新县的做法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
在规划中，新县明确提出，山区与城市一样都是社会财产，要将灾后重建转化为发展机遇，把山区建设成村民安居乐业、城市人回乡聚集、充满梦想和活力的田园乡村。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惜投入，打通对外交通、大规模治理地质灾害、大力恢复建设山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为村民创造重建生产生活的条件。同时扶持名牌稻谷、特色水果、蔬菜、养鱼、斗牛等特色产业；建设文化研修中心，创立内外交流平台；指导农房和村庄建设，打造美丽的山村风景；利用山区特色，发展旅游等等。
对这种“创造性恢复”，不少学员非常有兴趣。“受灾群众都往城里走，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么就业？农村不仅仅是农民生活的场所，更是生活资料来源最根本的保障。日本的经验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和决心，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灾后恢复重建一定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按照‘县主导、乡组织、村主体、民主办’的机制，恢复发展茶叶、猕猴桃、甜樱桃、花卉、药材、生猪养殖等特色基地。”汶川县县长廖敏说。
省建设厅总工程师田文非常关心地震废墟垃圾回收处理。日本之行，他找到了“答案”。地震发生后6个月，兵库县就制定了保护环境和创造环境条例，并出台“兵库循环型社会蓝图”。首先重点解决2000万吨地震废弃物的资源化问题。通过设置堆放场所、分类回收、公共建筑优先使用再生建材等措施，使地震废弃物资源化率达到了50%。后来的新地震废弃物资源化率达到了73%。建筑瓦砾经过破碎加工，主要用于道路和建筑物的地基铺设。中央政府通过补助和转移支付承担了震灾废弃物资源化的大部分费用。
由于地震频繁，安全第一就成为日本城市重建的第一目标。提高建筑和基础设施的抗震性能，建设具备医疗、福利、行政、避难、储备等多种功能的“防灾安全街区”，提高交通生命线的抗灾能力，加大抗震技术开发研究投入，不少城市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现在，迫切需要制定促进既有建筑抗震加固的法规或政策，制定农房建设管理法规和建筑标准。”江油市副市长陈学泽说。
对我省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一些特色做法，日本方面同样非常关注。对口支援重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创举，日本方面特别关注这一举措的机制和实施效果，在会见、座谈时曾多次问起。
这个事情也给了学员莫大的启发。“日本灾后恢复重建经验很多，如建立完备的应急体系，应灾法律法规很健全，但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受灾面、程度不同，受灾群众富裕程度而直接影响到的灾难承载能力也不同，日本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更关键的是要结合具体情况，探索一套更适合我们自己的科学重建路子。”绵阳市副市长李亚莲说。
